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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外记者

文章原载:石家庄搬家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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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场外记者张沪(张沪:北京晚报复刊时期著名记者)  大快人心事,揪出4人帮.我与从维熙也平反回到北京日报社.维熙去了北京市作家协会.我问正在为北京晚报复刊招兵买马的王纪刚:“你们要我吗?”  纪刚依然带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,从眼角到嘴边都洋溢着笑意,乐呵呵地回答:“当然,欢迎你来!”  于是我又回到北京晚报当了记者.我与晚报可谓有缘.一九五一年三月,我被调到苏州胡同六二号,当时那儿就叫“北京晚报筹备处”.一九五二年决定出日报,一九五七年才决定出晚报,那时我被划为右派,赶出报社.如今复刊,我又回来了,感慨之余,决心:“好好干!”  刚复刊的晚报十分热闹.纪刚、顾行带着1缸子老中青,从老的张黎至到小的宋汐,个个干劲十足.但老的被“冷藏”了12十年,小的初出茅庐,磕碰在所难免.纪刚当时既是救火员,又是点火员.在“缸子”里因磨合冲突,火冒3丈时,他过来泼水熄火.在有人遇到困难灰心丧气时,他又点起1把火,给你温暖.他的点子层出不穷,难题到他那儿就不难了.复刊后的北京晚报,登时让人领教到它的力量.不断地听到“卖完了”“订不到”,不断地接到希望馈赠1张晚报的电话.小小的1张晚报成了一九八零年好的新年礼品.连姚依林夫人老周都叫女儿给我来电话,直到1个来月后,邮局恢复正常,才中止了这项任务.  一九八零年十分特别,几乎每天都有提神的事,记者忙得像蜜蜂,不断地往编辑部搬运.秋天,5届人大3次会议要召开了.大家都兴奋得很,这是改革开放第1炮的关键时刻.我向纪刚主动请缨去采访.纪刚两手1摊:“没给晚报记者证!”原来当时全国性的重大会议只给新华社和几个大报发记者证,北京晚报这样的报没戏.我说:“如果采访到了能登吗?”他先是点头后是摇头:“你怎么采访?”我说:“想办法呗!”他忽然不笑了,正色说:“想办法可以,不能出歪点子!”哈哈!我读出了他的潜台词.只要他点头,能上版,我就胆大了.办法有的是绝不是歪的:以前的关系、朋友、亲戚、甚至父母的朋友,都可以代替“记者证”,通讯员更能帮大忙,无证只是不能入会场,但只要联系上要访的对象,约出来或到驻地饭店,或用电话都可采访.  八月下旬,我开始行动.当时得到1个消息:财政部7十4岁的部长吴波推荐5十5岁的副部长王丙乾接班.这是5届人大3次会议前的1个划时代的举措.以前的领导干部是终身制,如今提倡年轻化,吴波开了第1炮,财政部的领导班子经过这样1调整,平均年龄降到五七岁.这可是条好新闻.我立刻到财政部要求采访新部长王丙乾.各个关节都疏通了,唯独秘书挡驾.我只好到王部长住的那条街上挨门挨户地问,谁也不告诉我.晚上八点多钟,我无精打采又饿又累回到报社,碰见刘文典.刘善人大大同情我1番,后想起:“好像吴波就住在西城大将坊胡同,门牌不知道!”我1听,精神头马上来了.有胡同就行,门牌可以打听.扭头就往西去,顺顺当当找到吴家,吴部长没有1点架子,晚上九点多接待了我.我回到报社连夜写出稿子,交了稿,吃完晚饭,已是一二时,第2天(八月二八日)《第1线需要年富力强的干将——本报记者昨访财政部顾问吴波》在晚报1版见报.此稿赶在其他报纸之前,自然反应不错.1位上海读者说:“我以为财政部长换人大概又是什么内部问题,看了北京晚报才恍然大悟,吴波同志风格真高.”那位秘书见老部长都接待了我,心里不是滋味,来信向我道歉.我当然不往心里去,立刻回信:“多多联系.”  九月初,5届人大3次会议召开.七日下午,会上宣布:1些老革命家以身作则主动退下来,把国家领导人的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,支持帮助他们工作.守在场外的我听到这个消息,马上想到如果有1位老同志能就这个决定发表谈话该是多好的1条消息.1个个名字看下去,看到徐向前,立刻想到3十年代参加8路军的舅舅是徐向前同志的部下.通过这个关系我找到徐家,年已8旬的徐向前同志很高兴谈谈,他说:“这是党中央经过通盘考虑后作出的决定,也是我国国家制度的重大改革.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应该退下来让年轻的人干,这样才能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,发挥集体的力量,早日建成4个现代化,使国家飞速向前发展.”九月八日这条新闻作为北京晚报头条见报.  九月一零日上午,5届人大3次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,选出国家领导人班子.如果新的领导人能在北京晚报上表态该是多好的1条!这1次杨静仁副总理的秘书极好,立刻给我安排联系上副总理本人.新任的副总理杨静仁很谦虚,对我说:“做副总理,自问不能胜任,但我还具有1定信心,因为在国务院这个集体中,是很有利于学习的.”接着我又去找兼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杨尚昆副委员长,他和我父亲在延安杨家岭是邻居,说起来都记得.当时他很乐意,说道:“我的心情也是这样,人民给我这样大的信任,今后我要在叶剑英委员长的领导下努力工作,决不辜负人民的委托.”九月一一日北京晚报头条《杨尚昆、杨静仁同志向本报记者发表谈话 满怀信心努力工作  决不辜负人民委托》见报.  在一九八零年九月中下旬的十几天内,我采写了消息4篇:《吴波谈让贤》、《徐向前谈不兼任副总理》、《杨尚昆、杨静仁谈不辜负人民委托》、《活着的张志新郭维彬成为王光美家1员》.采写专访4篇: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有荣置业公司董事长霍英东》、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林宗彩》、《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学学会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》、《访全国人大代表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汤秉达》.组织编发通讯员写的专访4篇:《访活着的张志新——郭维彬》、《访吴亮平》、《访周谷城》、《访钱昌照》.这些报道补充配合了新华社的报道,满足了读者的要求.  一九八零年一零月,一九八一年二月,北京日报领导王立行在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上发表了两篇文章《1个场外记者》和《有感于场外记者》,文中提到北京晚报这次的5届人大3次会议的报道,感慨地说:“过去,1个地方报纸是不大敢采访中央领导同志的.这次她在晚报领导支持下,勇敢地进行采访、报道,为新华社的报道做1点补充和配合.”认为这表现很突出.并且提出:“像人大、政协开会这类重大的政治活动,以至其他具有报道价值的重大活动,多让1些有关新闻单位派人参加报道,在新闻界也搞1点竞争,少搞点垄断,是不是对于促进我们报道质量的提高会更有好处呢?”  不久,中央有关部门果然采纳了这条意见,重大活动有北京晚报的份儿了.不只是晚报,1些地方报纸也领到记者证了.2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看到年轻同志们佩着记者证去人大政协等重大会议采访的时候,不禁在心里暗暗说:“你们应该感激王纪刚,是他不顾条条框框,勇敢采用刊登;是他循循善诱,支持手下人的积极性,点活了北京晚报,为后来者趟出路子.我们都应该永远怀念他.”